貴陽的職業(yè)技術學校表示，如果我們承認流行詞匯是風向標，那么，正被許多人掛在嘴邊的“孩奴”，代表著一種令人憂慮的傾向。它說明，我國的整整一代人都開始為要不要為人父母而猶豫不決。它甚至能說明，在一個長久以來將親子之情視作基石的社會里，生兒育女頭一次在大范圍內被認為是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幸福。
 

80后拒絕做孩奴
 

關于“孩奴”的討論已經開始占據(jù)報紙和網站的顯要位置，“生孩子要理性”的專家觀點頗帶暗示意味地傳播，“養(yǎng)個孩子要100萬元”的恐慌悄悄蔓延。據(jù)說，在很多家庭的飯桌上，要不要生孩子，已經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嚴肅話題。
 

我們承認，單個家庭在生育問題上無論作何選擇，都應受到尊重。但當這種選擇表現(xiàn)出一種整體的方向性，并開始傳染，那就不得不嚴肅對待。我們也承認，養(yǎng)育孩子的成本正在變得高昂，但這卻不足以成為將孩子視作負擔的理由。
 

生活成本，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成本，讓許多人感到壓力。這是我們正面臨的現(xiàn)實，它部分是我們?yōu)槲拿靼l(fā)展付出的代價，部分則是我們社會結構失衡的惡性后果。將“孩奴”一詞掛在嘴邊的這代人，許多剛獨立挑起生活重擔。他們面臨一個正被貧富分化、心態(tài)失衡等因素慢慢撕裂的社會，并在對美好生活的期望與現(xiàn)實的落差間掙扎。他們習慣性地將這一切主要歸因于外部不公，充滿牢騷和抱怨。
 

看起來，這些壓力無可避免地感染到他們對于生兒育女的評判。這種壓力是現(xiàn)實存在的：在北京街頭，在上海街頭，或者在廣州街頭，隨便拉住一位勞碌的為人父母者，你都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孩子是他(她)奮斗的動力，也是他(她)焦慮的根源。
 

然而當一對夫婦忙于用奶粉、尿布和學費的價格來衡量生育的價格，并將為承擔這種價格的奮斗視為“奴役”時，我們可以確定，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。
 

養(yǎng)育后代從來不只是一個經濟命題。它包含親情之美、倫理之常。它的利弊，不應該只通過計算器上敲出的數(shù)字來評判。
 

親子之愛、天倫之樂，不僅是我們社會長久以來珍惜保存的傳統(tǒng)價值，也是深藏于人性深處不可回避的永恒主題。個體會因種種原因作不同選擇，但這種根植于文化和人性本身的傳統(tǒng)，并不應該被冷冰冰的成本核算所否定。
 

在“孩奴”這一詞匯流行的背后，我們感受到一種危險。我們擔心，被過分強調的集體抱怨，會演化成無法控制的強大潮流，損害我們珍視的親情傳統(tǒng)，從而裹挾許多人的思考，并傷害我們傳統(tǒng)的生育觀念和家庭觀念。
 

將生兒育女視為勞役，并與買房、買車相提并論的觀念，是一種草率而不負責任的聯(lián)想。它是對世界的消極逃避而不是積極面對。而急匆匆地將這種觀點加以傳播，并津津樂道，則是一種魯莽的冒險。
 

作為理性的經濟人，我們也許該承認，精確地計算養(yǎng)育孩子所可能的花費，并據(jù)此規(guī)劃自己的人生節(jié)奏，是明智的行為。但是，這種明智絕不是抱怨這種花費之巨大，并借此發(fā)泄自己對于生活成本高昂的不滿。要知道，在歷史上，即使是最艱難最貧窮的時刻，人類也不曾放棄對于子女的撫育和愛護。
 

“孩奴”這個稱呼，叫我們心存不安。這種不安，源于我們對民生艱難的體味——如果面對撫育后代這樣基本的選擇，社會成員也被迫精打細算而猶豫不決，這說明這種艱難已經到了某種必須正視的程度。這種不安，也因這類流行詞匯背后所揭示的傳統(tǒng)價值的脆弱而起——憑借那些價值，我們才得以將社會共同體延續(xù)至今。
 

26歲的蕭月梓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(yè)后，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工作3年多了，"剛畢業(yè)那會兒，"白領"意味著出入于高檔寫字樓、格子工作間，是份體面的、讓人羨慕的工作，而現(xiàn)在，自豪感正慢慢消失"。
 

"如今我們對"白領"的定義是，薪水在手里熱乎不到10分鐘，去銀行還完各種貸款，就知道"這個月的工資又白領了"的人。"蕭月梓說，"我們常自嘲是"白奴"，也就是"作為白領的奴隸"。"
 

在中國，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一批人被稱為"80后"。步入2010年，首批"80后"將邁入"三十而立"年齡。然而，不少"80后"卻感嘆"三十難立"，甚至自比為"奴隸"。